南京股票配资网彭德怀穿梭于巴蜀山水之间

第一节山雾浓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到成都。

他终于重返工作岗位，心中那积聚了6年的工作热情犹如火山喷发般迸涌而出。他立下誓言，誓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国防要地的大三线军工建设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抵达成都永兴巷7号的寓所后，彭德怀即刻向负责接待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表示：“从明日起，我将投身工作。”杨沛关切地回应：“一路奔波，您辛苦了，不妨先休息几日。”彭德怀坚定地回答：“我早已放下心来，休息的日子已经久远。”

自次日起，大三线各局的主要负责人依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大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的指令，依次向新任命的副主任彭德怀汇报工作。彭德怀对照着挂图，细致地记录并提问，最终发现，关于他关注的军工生产建设方面的内容，所谈甚少，甚至有所回避。

两个月前，彭真在大会议堂与其讨论工作安排时，明确表示不希望被派往三线地区，并质疑道：“我对工业生产并不在行，去了西南又能做些什么呢？”彭真回应：“你不是对军工生产十分熟悉吗？”彭真深知，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亲自负责，在太行山建立了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这标志着我国第一代军事工业的诞生。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并担任兵工委员会主任。在此后的7年里，彭德怀全面主持了兵工生产，从常规到尖端，从原材料到成品，从军用到军民两用，他都亲自主持会议、制定计划、研究布局，并批准产品定型。他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关键军工厂。在被免职前，他还研究了在成都和西安增设飞机工厂的方案。彭真曾是新中国军事工业，尤其是尖端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然而，时至今日，情形已然有别。在彭德怀抵达成都之前，西南局已明确了一条规定：军工生产建设的具体情况，不得向彭德怀透露；相关会议亦禁止他参与；此外，参观军工厂亦不可得。每当他外出，必须有一名局长随行，以供随时“掌握”其行踪。

彭德怀依旧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汇报。在汇报中，建委的第一、第二副主任提出建议，希望彭德怀负责煤炭与天然气生产的相关后勤事务。这明显表明，他们已不再允许他过多涉足军事工业领域，这让他心中涌起一丝不快，但他并未发表意见，来人也因此未能继续深入讨论，分工问题最终未能确定。此后，建委方面也未再提及此事。在与李井泉的交流中，李井泉并未提及分工问题，彭德怀亦未主动询问。

安顿妥当后，他开始翻阅自抵达成都以来堆叠未读的报纸。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转载了上海《文汇报》11月10日刊发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突然将报纸重重地摔在桌上，怒火中烧，不禁脱口而出：“这简直是胡言乱语！”稍作沉思，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不理它，我们还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吧！”

12月10日，彭德怀在致彭梅魁的信中，倾诉了自己孤身一人在异地他乡直面挑战的内心独白：“我将踏上征程，深入实地，搜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属于我的时日已所剩无几，不禁令人遗憾。我将倍加珍惜余下的光阴，以慰藉晚年的时光。”将那些忧虑与不安尽数抛诸脑后，他立刻投身于工厂和矿山的实地考察与调研之中。

12月12日开始第一次外出，到重庆参加三线建委政治工作会议。会后去内江、自贡、威远参观天然气和煤炭生产情况。1966年元旦刚过，政治风暴卷压而来，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指名地、但越来越明白地把“海瑞”——反党分子——彭德怀作为目标。不久前，1965年的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德怀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成都参加1966年1、2月间在锦江饭店举行的三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对三线建设充满了希望，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会议结束，彭德怀即起程第二次外出，去渡口参观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沿途视察了修建成昆铁路的现场、西昌专区、石棉县石棉矿。又特地去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和他曾率红军攻打过的会理县城。

2月30日，彭德怀抵达渡口市。昔日，这里不过金沙江边一座仅有七户人家的小村庄。然而，此刻，西南地区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正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彭德怀不畏辛劳，上下山头仔细考察，一路汗水淋漓，但眼中却充满了激动，不住地称赞这是一个极佳之地，对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深表敬意。

“对于巷道的支撑工程，绝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确保工人们生产的安全。”

“天作帐幔，地当床榻，意志坚如磐石；渡口风光，美不胜收。江水滔滔，奔腾不息，大山连绵，蕴藏着无尽的宝藏。悬崖峭壁，险峻无比，铁道蜿蜒，巍峨之山，险恶之水，皆焕然一新。党赋予人民无穷的力量，众志成城，心向党的信念更加坚定。”然而，这次短暂的渡口之行，却引出了两起纷争。

3月25日，彭德怀于石棉县安顺场渡口目睹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心中不禁涌起对昔日英勇抢渡红军及为红军摆渡不惜生命代价的船工们的追忆。红军成功北上，而那些船工们如今何在？据闻，仅剩一位名叫帅仕高的老船工尚健在。彭德怀闻讯后欣喜不已，特意前往探望，并详尽了解其解放后的生活情况。在了解到老船工仍面临生活困境后，彭德怀在告别时慷慨赠予他10元钱。

“他们可是拼尽全力为红军效力！”“我们怎能用区区小利就能收买他们呢！”3月28日，彭德怀莅临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场参观。牧场位于高山之巅，彭德怀为深入了解彝族人民的生活，特地在那里共进了一餐。返回西昌后，彭德怀得知，此次共有十人前往，总共支付了二元饭钱。彭德怀认为，那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支付如此微薄的费用实属不妥，于是立即致信畜牧场的负责人。

田同志：

今日在贵场用餐，每人仅收两角，实感数额偏低。按照六斤肉的计价，每斤七角，总计四元二角，再加上其他菜品的费用，至少需十元方能显得公平。除去每人已支付的八角之外，还需补足八元，敬请查收。任何企业均应严格遵循核算制度。

3月28日发生的彭德怀事件，以及他在其他一些场合的言行：诸如对每平方米造价高达150元（远超当时一般建筑造价的两倍）、每位客人占用超过60平方米的招待所持否定态度；对众多县市专区及工矿企业竞相建造豪华招待所的现象表示不满，尤其是对四川省利用西昌建设资金修建的奢华锦江饭店更是深表异议——这些行为都遭到了指责，认为他是在借此夸大其一贯主张的简朴生活。

在长征之后，遵义会议的召开令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指示彭德怀从红三军团中抽调三百至四百名战士，并由一名得力干部带领，前往川、滇、黔边境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彭德怀遂选派了超过四百人，并派遣师政治委员徐策领队出发。然而，这支队伍自此与红军失去联系，直至音讯全无。岁月流转数十年，彭德怀依然对这批战士的命运牵挂在心，便在视察之便前往琪县，试图探寻这支队伍的踪迹，最终得知他们在1935年辗转作战数月，仅余数十人，终因被敌军围困而全部英勇捐躯。听闻此事，彭德怀悲痛至极，甚至减食哀悼。在1965年至1966年岁末年初，彭德怀穿梭于巴蜀山水之间，而遥远的华北太行山上，有位将领默默地关注着他，深深地怀念着他——这就是与他一同在庐山遭遇困境的黄克诚大将。

1959年6月，彭德怀同志结束出国访问之旅，重返首都，黄克诚同志亲自前往车站，热情迎接。

1965年11月，出于相同的原因，彭德怀与黄克诚在同一时间分别被下放到西南地区及山西省，担任副省长一职。追溯至抗战初期，黄克诚曾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政治委员，山西这片土地见证了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身影。当黄克诚重返太行、太岳，回想起26年前，阎锡山在十二月发动反共事变之际，彭德怀从洛阳冒险返回前线，途经高平县二四四旅的驻地，两人于夜深人静时畅谈时局，不知不觉东方已露曙光。正是在那个夜晚，彭德怀下定决心，集结兵力，筹备发起反磨擦战役，成功破解了抗日敌后根据地遭受敌我双方夹击的危局。忆及这位忠诚于革命事业、令敌人闻风丧胆却蒙受不白之冤的老战友，黄克诚不禁心生感慨。遥望西南方向，他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江城子》：

江城子

忆战友

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经常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奔走呼号，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

这首词长久地蛰伏于黄克诚的内心深处。直至1981年9月的一个日子，当本书的几位编纂者拜访他时，他谈及往昔，才将这首词吟咏而出，以便众人记录。彼时，彭德怀同志含冤离世已届七年。

第二节最后一礼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筹划着第四次踏足旅途，目的地为重庆、遵义，最终抵达贵州视察六盘水煤炭基地。然而，抵达大足的当天，他忽然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指令，要求他立即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火速从大足赶回成都，得知的消息是，他需要听取传达。传达的内容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并于5月16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称《五·一六通知》。该次会议作出决定，重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康生被任命为顾问，陈伯达担任组长，江青等则担任副组长，该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在此次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以及候补书记杨尚昆，均因被指控“反党”而遭到职务的撤销。

在三线建委会传达《通知》的后续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为了众矢之的，原本的讨论氛围转变为对他展开的批判。与他一同外出了解情况的人员纷纷站出来，纷纷揭露其“散播毒素”、“收买人心”、“施以小恩小惠”、“伪装节俭朴素”、“诋毁毛主席及‘三面红旗’政策”、“企图翻案”等罪行。面对指责，彭德怀多次进行说明和检讨，却三次未能获得认可。随后，与会者又进一步追根溯源，询问彭德怀与彭真的关系，并要求他交代“反党小集团”以及“通敌叛国”的问题。

“三年内实现产量翻番，难度之大不言而喻，急功近利只会适得其反。”对于所谓“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的指控，他坚定地表示：“即便人头落地，也无法证明这些指控的成立。这些问题当属具体个案，理应进行调查。我对毛主席也提及过，这两点必须予以保留。”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遂告一段落，西南局书记处随后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小组，负责撰写文章并在内部通报彭德怀所涉嫌的各种“问题”。彭德怀于笔记中感慨道：“此类简报在各级干部会议中广泛传播，竟致我进行实地调查的道路受到了阻碍。”

西南局三线建委提交的《情况简报》揭露了彭德怀的问题，并已递送至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与戚本禹审阅完毕后，致信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及副组长江青，指出：“彭德怀依旧充当着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揭露其丑陋真面目”及“彻底根除这一隐患”，他们恳请中央“择机向公众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并撤销其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同志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同志所撰写的“全国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表示热烈的祝贺，《人民日报》随即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革命无过错，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而“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也如狂飙般横扫整个神州大地。

“我为何要离开成都？共产党人岂能畏惧群众？”“难道我会怕红卫兵追责？无论是新账旧账，我都无所畏惧，就算是一百次也无所畏惧！”彭德怀密切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期待。他对党内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的行径深恶痛绝。毛泽东关于中国面临“国变色”、“党变修”的严重警告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对毛泽东发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心深信不疑。

彭德怀居住的永兴巷7号，常常成为红卫兵造访的目的地。起初，他们向他请教革命历史、红军长征的路线、战斗技巧以及艰苦生活等内容，彭德怀总是热情地回答。面对一些质疑，他始终耐心解释。他乐见与青年人的交流，致力于帮助他们深入理解革命的意义。

然而，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轨迹与他最初的期望背道而驰，不仅摧毁了一切，甚至将他自己也卷入了其中。

1966年12月，受江青、戚本禹的指使，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东方红”战斗队抵达成都，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若干问题，包括对庐山会议的态度、对红卫兵的看法以及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见解。彭德怀逐一回应了这些问题。在听完彭德怀的回答后，红卫兵们表示认同，称赞道：“你非常坦率，我们这就离开。”

红卫兵坚信“彭老总（彭德怀）所言确是真理”，然而在是否应当对彭德怀进行“揪斗”的问题上，他们犹豫不决，遂派遣两人返回京城寻求指示。戚本禹听闻汇报后，对“东方红”组织的领导者表示强烈不满，斥责道：“你的立场已摇摆不定，误入彭德怀的陷阱”，并责令“东方红”立即再派代表前往成都对彭德怀进行“揪斗”。

12月23日凌晨5时，晨曦尚未染亮天际，一群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依照事先侦察确定的路径，迅猛闯入成都永兴巷7号院，径直奔向彭德怀的住所。然而，他们不禁愣住了：屋内空无一人，彭德怀的去向成谜……

事实表明，彭德怀仅仅在两小时之前，便被北京的一支赫赫有名的造反势力——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强行带走。

当夜3点钟的时分，北航的“红旗”红卫兵九人，悄然越过高墙，潜入永兴巷7号。他们唤醒了居住在东屋的秘书景魁英，强行将他推搡着朝彭德怀的住所前行。彭德怀应声而开屋门，询问究竟，领头的红卫兵回答道：“奉中央文革的命令，特请您随我们前往北京。”

彭德怀爽快地回应：“那就立刻出发。”红卫兵宣布：“即刻动身。”此次“红旗”红卫兵受戚本禹的指令，火速赶往成都执行“抓捕彭德怀”的任务。戚本禹担心“东方红”的右倾思想可能引发动摇，因此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且各行动之间保持独立。目的明确，务必将彭德怀控制在自己手中。

“东方红”不甘心败北，趁“红旗”疏于防备，将彭德怀从成都地质学院解救出来，并指派人员抄没了彭德怀住所中的所有文件资料。一番争执后，双方达成协议，决定共同监管彭德怀，并要求三线建委派遣飞机将彭德怀押送至北京。

戚本禹听闻“揪彭”行动取得胜利，心中颇感得意，遂立即派遣一支记者队伍前往成都，筹备召开一场旨在揭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百万群众大会。同时，他亦安排在沿途举办数场斗争集会。到了12月26日，戚本禹向江青汇报：“彭德怀已被红卫兵成功捕获，预计一至两天内将被押解回京。北京的学生们已经做好了开展斗争的各项准备。”

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来电，我心中已然明了，这“揪彭”之举乃江青一手策划，怒火中烧却又无力阻止，只能下达几项指示：严禁召开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遣部队负责护送彭德怀进京；途中仅允许乘坐火车，确保其安全；抵达后，由北京卫戍区负责接走彭德怀，并安排其食宿。周恩来仍觉不放心，遂让秘书将这几项指示通过电话直接传达给“东方红”的“揪彭兵团”，并特别强调：“我对此事亲自关心。”

12月25日夜晚，历经红卫兵管控三日的彭德怀，身心俱疲，在红卫兵的推搡中，于成都军区一名干部及数名战士的护送下，踏上了34次火车的专用车厢。那辆满载“大串联者”、尘土覆盖的列车，艰难地驶离了成都北站。

自1965年11月30日起至1966年12月25日止，彭德怀在大三线地区度过了共计1年零25日的时光。

随彭德怀一同从北京赴川的景魁英与景希珍，此刻亦与红卫兵们挤坐在车厢通道。彭德怀原本不愿他们同行，他曾劝阻道：“你们不必再跟随我了，家中还有妻儿等待。”

红卫兵伴随彭德怀前行，不断地盘问与监视。面对他们的提问，彭德怀总是知无不言。景希珍劝他：“你何不少言几句，这已是你的不幸所在！”彭德怀却摇头回应：“我如今已身无长物，唯有这张口舌尚存。若不抓紧时机表达，恐怕这样的机会将愈发罕见。”彭德怀内心深处，对红卫兵的狂热中，悄然滋生着矛盾与疑惑。

12月27日，下午4时25分，34次列车抵达北京站。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北京卫戍区派出一个连队前往车站迎接彭德怀。然而，红卫兵却拒绝交出彭德怀，声称需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随即，他们在车站拨打电话向戚本禹汇报情况。此时，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开会，工作人员尚未及将此事告知戚本禹，周恩来总理便迅速上前，拿起话筒说道：“此事由我来处理。”在电话中，周恩来总理向红卫兵宣布：“中央已决定将彭德怀送往卫戍区。”然而，戚本禹却指使红卫兵公然违抗命令，强迫司机将列车退回，驶离卫戍区把守的北京站，停靠在一条岔道上，随后将彭德怀劫持至北京地质学院。为此，周恩来总理直接质问戚本禹，并最终不得不作出妥协，将彭德怀交由卫戍区看管，同时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和北航的“红旗”单位可参与管理。

疲惫不堪的彭德怀在两位战士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登上了卫戍区的汽车。而紧随其后，始终陪伴在彭德怀身边的景魁英和景希珍，两位秘书兼警卫参谋，则留在了车内。随着车轮的滚动，他们惊愕地发现，彭总的容颜在短短几天间似乎苍老了许多。这俩位在彭德怀身边辛勤工作了十余年的得力助手，忍不住泪流满面。

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陆续有一些被打倒的“当权派”被关押在这里，叫做“监护”。在极度疯狂的红卫兵岁月里，这确实是既监管也保护其免受造反派的过度摧残。

彭德怀被安排居住在一间建筑队废弃的简陋工房之中，室内仅摆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铺以及一个炉灶。他取出日记本，记录下这几日所经历的种种，末了，他写下：“为何要将我召回京城，我心中实感茫然。”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失去了自由。不是红卫兵而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问：“把我弄到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是算旧帐？他着急：成都住屋内有许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了；他要求看报纸；……没有人答复他。红卫兵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你们想干什么呀！”1967年元旦，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骂了彭德怀一通，说他想翻案，声言要“敲打死你，揍死你”，说：“对你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他们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记下这一天的感受：“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完成书写后，彭德怀从日记簿中抽出一张素净的纸张，致信毛泽东。信件叠得整整齐齐，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入眼镜盒中，随即示意哨兵代为转呈。

彭德怀的亲笔信，经“监护点”逐级转递至周恩来手中。在中央的碰头会上，周恩来亲自宣读了这封信件。

主席：

您委派我前往三线建委任职，除担任第三副主任外，并未承担其他任何职务，未能达到您的期望，深感辜负。

12月22日之夜，我在成都不幸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捕获，随后于23日被转交至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红卫兵手中。27日，我被押解至京城。目前，我身处中央警卫部队，与那些红卫兵共同被监禁。在此，向您致以我最后的敬礼！愿您福寿绵长！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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