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新相识
刘少奇与粟裕的相遇,正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1939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向中央积极建言,力主加快苏北地区的发展步伐,其提议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与坚定支持。刘少奇随即向中央发去电报,提出将华北八路军的一部兵力调往南下的倡议,并指令江南新四军的陈毅、粟裕两部北上渡江,以期实现华北与华中的战略连接。这一战略构想亦被中央采纳。
1940年10月,粟裕与陈毅领导部队赢得黄桥之战的辉煌胜利,随后,两人在苏北海安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成功会师。11月7日,刘少奇及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莅临海安,陈毅和粟裕率苏北党政军干部亲至海安中坝串场河码头热烈迎接。对粟裕而言,这是他首次与刘少奇见面,他满怀敬仰之情,细细打量着这位面容清瘦、神情略显严肃的中央首长。在刘少奇眼中,粟裕则显得身材瘦削,寡言少语,言谈间透露出几分腼腆与严谨。紧接着,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身份,在海安主持了一场盛大会议,热烈欢迎刘少奇、黄克诚等人的到来。不久之后,两支部队接到统一指挥的命令,共同成立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陈毅担任副总指挥兼代总指挥(总指挥叶挺尚未到任),刘少奇则担任政治委员。
黄桥决战时,陈毅掌握全局,粟裕坐镇前线。在这场决战中,粟裕充分展现了他“不拘成法、善于奇兵”的军事才能。不过,此时的刘少奇作为初来乍到的中央要员,更多倚重的是盛名在外的陈毅。粟裕虽然刚创造了黄桥战役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但他毕竟只是陈毅的助手,其不凡的军事才能还鲜为人知。随后发生的曹甸战役、盐城保卫战,则令刘少奇对粟裕刮目相看。1940年11月下旬,刘少奇、陈毅离开海安前往盐城组织曹甸战役,以彻底解决苏北和韩德勤问题,但这一决策遭到了粟裕等人的反对。11月4日,粟裕和陈毅曾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刘少奇,提出:“虽灭韩之举看似便捷,但恐为蒋介石提供反共借口,于政治层面不利。”最终,曹甸战役以失利告终,但刘少奇对在争论中展现出远见卓识的粟裕评价极高。
“皖南事变”爆发后,刘少奇同志肩负重任,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由此成为华中战略区当之无愧的最高领导。粟裕同志则担任新四军第一师的师长,成为其麾下最为可靠的得力助手。1941年7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一场保卫战正式打响。粟裕同志再次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谋略与高超的指挥才能。从7月中旬至8月初,他指挥苏中军区的主力部队,对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运用“围魏救赵”的战术,粟裕同志成功地对日军南浦旅团部的驻地泰州进行了突袭,迫使日伪军不得不转兵南下,回防泰州。这一举措有效地粉碎了日伪军围歼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及新四军首脑机关的险恶阴谋。
1942年新春伊始,刘少奇即将启程离开江苏,重返延安。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他对粟裕同志及其所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满怀敬意地说:“自成立以来,贵师在抗战的征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功勋。在我军众多部队中,贵师参与战斗次数最多,取得的战果亦最为丰硕。”刘少奇以“四最”之评价,彰显了他对粟裕同志的深厚赏识之情。
就在这时,位于苏南的新四军第六师在日伪军的“清乡”中损失重大,有不能立足之势。为此,刘少奇提议,由粟裕统一指挥新四军第一、第六两个师,中央军委很快予以批准,11月正式发布命令:“一、六师领导机关内部实施合并,由粟裕同志全面指挥。”粟裕同志因此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中唯一一位同时肩负两个师指挥重任的师长。
1942年岁末,刘少奇历经九个月的漫漫征途,终于重返延安,随后投身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向毛泽东同志详尽汇报其在华中地区的工作经历时,他提及了两名杰出人才:一位是新四军第四师的政治委员邓子恢同志,被誉为农村工作的行家里手;另一位则是新四军第一师的师长粟裕同志,他是新四军七位师长中,以卓越的战斗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著称的领军人物。
解放战争时期的赏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8月27日,他为中央起草电报,向党内宣布:“中央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前往重庆进行谈判。在此期间,刘少奇同志将代理主席职务。”随后,直至次年春天,刘少奇同志负责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10月14日,中共中央华中局遵照中央的指令,宣布任命粟裕为苏皖军区(亦称华中军区)的司令,张鼎丞则被任命为副司令。在接到这一任命后,粟裕考虑到张鼎丞担任司令员将更有助于工作的开展与团队的凝聚力,于是向中共中央华中局提出了调整职务的建议,即由他担任副职,而将张鼎丞晋升为正职。尽管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未采纳这一建议,但在10月15日,粟裕毅然直接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刘少奇在收到电报后,认为粟裕担任正职确实适宜,因而仍旧坚持了原有的任命决定。
10月27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的回电批复,再次宣布华中军区(不再称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当天深夜,粟裕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重申15日电报的理由,在电报的最后说:“鉴于慎重行事及便于今后工作的开展,特此再次电告。恳请中央任命鼎丞同志为司令员,本人将竭尽全力予以协助,共同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
刘少奇为粟裕不计个人名利的高尚品格而感动,接电后进行了慎重研究,最后同意采纳他的建议。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华中军区组建野战军,任命粟裕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负责前方打仗事宜。10月29日,刘少奇亲自起草了回电,“中央批准,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任副司令,并兼任华中野战军司令。”
在贯彻落实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时,中共中央华中局与陈毅共同提议,新四军除第三师全体调往东北外,其余部队应部分抽调至山东或东北。此举意味着无论是被调往山东、东北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都将面临打破原有编制的挑战。对此,粟裕表示:“鉴于此,不同编制的部队在未来需较长时间才能统一思想,然而,这无疑对当前的战斗协同产生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对华中分局领导下的部队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因此,他多次提出应尽可能保留主力部队的原编制,但建议并未被采纳。10月27日,粟裕再次向中共中央直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接获来电后,刘少奇高度赞同粟裕的观点。紧接着,他在代表中共中央的回复电文中明确指出,粟裕的倡议“确有其道理”,并要求华中局“各师编制务必保持完整”。粟裕的提议与刘少奇的复电,共同为华东野战军的成长壮大和辉煌战果的取得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内战全面爆发之际,粟裕率领部队接连在苏中、宿北、鲁南、莱芜、泰蒙、孟良崮等地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刘少奇对这位老部下的辉煌战绩赞不绝口。1948年4月18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一封电报,再度大胆地直言自己对当前战局的见解以及对作战策略的提议,建议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暂缓渡江,转而将主力集结于中原黄淮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歼灭战。中共中央对粟裕的电报给予了高度关注。毛泽东随即指示陈毅和粟裕亲自前往中央驻地汇报。1948年4月底至5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悉数出席,听取了粟裕的详细汇报,并最终决定采纳他的建议。
此外,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任命陈毅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以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开展工作。粟裕则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及代政治委员,进而成为华东战场的首席指挥官。中共中央此番关键性决策,不仅基于战局发展的迫切需求与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刘少奇亦基于对粟裕的深刻了解,积极向毛泽东进言,其作用同样不容小觑。
登门拜访
新中国成立之际,刘少奇身兼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双重职务。尽管他也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其核心职责却集中在党务与政务领域。随后,他陆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国家主席等要职。尽管他与专注于军事工作的粟裕交往较少,但他始终对这位资深部下关怀备至。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荣获任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副总参谋长的要职。在启程赴京之前,由于右臂内遗留的弹头引发炎症,他不得不暂时请假,前往上海接受治疗。
在十二月的一个夜晚,正处于上海休养期间的刘少奇得知粟裕正在此地疗伤,便带着夫人王光美,临时决定拜访粟裕的住所。粟裕对此感到非常意外,赶紧前往门口迎接,显得有些紧张地说:“少奇同志,按理应是下级拜访上级,哪有上级来探望下级之礼,实在是不敢领受啊!”刘少奇接过话头,幽默地回应道:“哪里的话?今天我们夫妇俩专程来看你,这不就是上级探望下级了吗?”粟裕也跟着笑了出来。
1954年5月19日晚,在北京的粟裕专程去看望刘少奇。之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粟裕就所负责指导的各兵种、各部门以及有密切关联部门的情况和问题择要向他和中共中央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最后建议:“应将有限的军费优先投入到最紧迫的需求上。我国陆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然而海空军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应着重加强海空军建设,特别是在接下来的十年至十余年间,空军的建设应成为重中之重。”
1955年9月,我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首次授衔仪式,在这庄重的时刻,粟裕同志荣获了大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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